旷世逸才(一声叹息)
乍闻董卓被杀,蔡邕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叹息。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声叹息,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诛杀董卓的主谋王允,当即厉声斥责道:“董卓乃国之大贼,几乎倾覆了汉室。如今因罪伏诛,你竟心怀伤痛,这不就是与他同流合污、一同作恶么?”旋即下令将蔡邕交付廷尉治罪。蔡邕无奈之下只得表示认罪,只恳求能被处以“黥首刖足”之刑,留一条性命,以便完成正在撰写的东汉史事。王允哪里肯听,蔡邕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蔡邕(132年-192年)
太尉马日䃅(音dī)也劝王允道:“伯喈乃旷世逸才,熟知诸多汉事,应当让他续成后汉史,使其成为一代大典。况且他以忠孝闻名于世,又未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杀掉他恐怕会让众人失望啊!”王允反驳道:“当年武帝未杀司马迁,致使他写下谤书,流传于后世。如今国运中衰,政权不稳,倘若让谄佞之臣在年幼的皇帝身边执笔,既对圣德无益,也会使我们遭受他的诋毁。”于是,蔡邕最终死在了监狱里,时为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著名学者郑玄不禁叹道:“汉代的事情,再也没有谁能够辨析得清楚明白了!”而兖州、陈留一带的人都绘制了蔡邕的肖像来纪念他、赞颂他。
蔡邕为董卓被杀而叹息,其实也是事出有因。董卓率军进京、控制东汉政权后,深知蔡邕名声远扬,便征召他入朝。蔡邕称病推辞不去。董卓恼怒道:“我能灭人九族,蔡邕若是傲慢无礼,只怕性命难保!”蔡邕这才无奈应召去见董卓。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后汉书•蔡邕传》),对于蔡邕提出的一些建议,也能够虚心接受。当然,蔡邕也看出董卓性情刚猛,刚愎自用,坚持错误,最终不会有好结果,曾一度想逃往兖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然而,他在董卓的司空府待了两三年,董卓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人,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享年61岁。他不仅擅长文学创作,还精通天文、律历、算学、音乐,堪称东汉末年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汉灵帝时,他因上书批评时政、弹劾宦官,遭诬陷而被流放朔方。遇赦后,又因得罪宦官势力,不得不亡命江海长达十二年。他流落吴地时,有人烧桐树做饭,蔡邕听到大火燃烧木材的声音,凭借经验判断出这是上等木料,便讨要过来,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精心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音色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这把琴便被称为“焦尾琴”。蔡邕在陈留家乡时,有个邻居请他去喝酒吃饭。蔡邕抵达时,大家酒兴正浓,有位客人还在屏风后面弹琴。蔡邕在门口悄悄听了一会儿,忽然说道:“咦,用音乐召我来,为何乐曲中却暗藏杀心呢?”说完便掉头要走。主人连忙将他追回,并询问原因。蔡邕如实相告,众客都深感茫然不解,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奏时,看到螳螂正朝着鸣叫的蝉扑去。蝉欲飞却未飞,螳螂为之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我心中一动,深怕螳螂抓不住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并在乐声中表现出来了吗?”蔡邕微笑着说:“这就完全符合了。”
再来说说王允,他是士大夫清流集团的骨干成员,曾因揭露宦官的罪行而被捕下狱,险些被处死;也曾因触怒权宦而再次入狱。他一生以铲除奸恶、匡扶汉室为己任。董卓进京后,王允笼络董卓部将吕布,成功杀掉专权暴虐的董卓,此举令天下振奋,也使王允的声望达到顶点。然而,由于他拒绝赦免董卓麾下的凉州军团,导致董卓部将李傕(音jué)、郭汜等纠集旧部,攻入长安。关键时刻,王允拒绝逃亡,慷慨赴死,时年56岁。王允于初平三年四月廿三日诛杀董卓,执掌朝政,到六月初七日被李傕杀害,前后不过一个多月。诛杀董卓前,他小心谨慎,周密布置,看准时机,干净利落地除掉了董卓这一巨患。然而事成之后,他自认为天下再也没有祸患和困难能难倒自己了。于是,在后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关键时刻和场合里,他不再有宽和、温润的态度,做事不懂得灵活变通,也不采取因时制宜的权变之计。正因如此,他手下的官员和同僚们,都不太愿意亲近他、追随他。一个学富五车、有着巨大声望的蔡邕,即便偶有怯懦之处,这也是一般文人的通病,仅仅因为一声叹息,王允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司马迁的《史记》,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却被王允视为谤书。试想,倘若他能够长期执政,那么,不但文字狱会提前上演,连他本人,没准儿也会变成下一个董卓。
蔡邕是柔性文化人,王允则是刚性从政者。遗憾的是,刚与柔,未能相济,反而相互排斥。先说蔡邕的“柔”:作为文人,他的“叹息”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知遇之恩”(哪怕是胁迫下的)与“文化使命感”(修史)之间的纠结。这种“柔”在乱世中显得尤为脆弱。再看王允的“刚”:作为政治家,他的“不容叹息”是政治洁癖与权力焦虑的体现。他坚信“除恶务尽”,包括思想与情感上的绝对忠诚。这种“刚”在执政时往往缺乏弹性。正是这种“文人式的感性”与“斗士式的绝对理性”的激烈碰撞,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看来,蔡邕死于一声叹息,而后人在为蔡邕之死而一声叹息的同时,也该替王允叹息一声吧?蔡邕叹董卓,叹的是知遇难酬、才学虚掷;王允若死后有知,叹的当是功败垂成、人心难测;而我们后人读史至此,该叹的或许是:那个时代既配不上蔡邕的才情,也承载不了王允的纯粹。当文明与理想都沦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时,无论是叹息还是鲜血,都只能染红史书的一角,照见人类永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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