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07月23日 19:30 北京

1991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安排我一周后到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北京大学授课点，为来自各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行政庭的庭长们讲解《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我知道这期培训班的成员都是行政审判领域的资深专家，而我当时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助理审判员。要给高级法官们讲课，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便向领导表达了顾虑，担心讲不好。领导鼓励道，我全程参与了《意见》的起草，对该稿非常熟悉，相信我可以讲好。

为了讲好这门课，我查阅了每次参加《意见》讨论会的记录，从中整理出争论的问题、每个争论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理由以及最终采纳意见的原因。充分准备后，我走向了讲台，看到台下许多熟悉的面孔——那些在审判一线经验丰富的院长、庭长们，还是有些紧张，停留片刻后才慢慢进入状态。讲课前十分钟，我只能照稿宣读，但渐渐地，之前准备的内容如泉涌般出现，我不看稿子，将近三小时的内容讲了出来。课后我与学员交流，他们反馈，我讲清了《意见》的背景、争议及最终采纳意见的缘由，这有助于他们在实践中准确运用。随后，他们也提出了宝贵的改进意见：一是语速太快，建议放慢节奏；二是重要内容应重复强调，方便记录；三是多结合案例，便于理解。此外，学员们还提出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例，因事先未深入研究，我未能当场解答，便一一记录下来，回去后仔细研究。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受邀到培训中心讲授行政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为了讲得更好，我开始改进讲课方式：放慢语速，重要部分重复强调。我联想到教育心理学中提到的，长时间连续听课容易疲劳，影响效果。于是，我在讲完一个理论问题后，会插入一至两个典型案例，让学员们在思考中稍作放松，这反而更有利于他们对先前内容的吸收和理解。同时，我增加了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拓宽学员们的思路。每次课后，我都留出时间与学员交流，探讨疑难问题、案例。能当场解答的，我尽量解答；需要研究的问题，则记录下来，回去后认真研究。在修改讲稿时，我会将研究透彻的问题和案例充实进去，使内容日益丰富。久而久之，许多学员有问题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讨论行政审判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

1997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与培训中心合并，正式更名为国家法官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培训方向也随之调整，从侧重学历教育，逐步转向提升法官业务素质。讲课内容也相应变化，更加聚焦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疑难问题和疑难案件的研究。1997年8月至1999年10月，我到河南省宁陵县扶贫，因不在北京，那两年未能到学院授课。

扶贫归来，我在最高法行政庭担任综合组组长，主要负责起草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批复和答复。这项工作涉及行政审判的方方面面。在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时，我翻出笔记本，将以前在培训中心讲课以及学员们通过电话讨论时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一梳理研究。同时，我还邀请了几位经常与我探讨行政审判问题且水平很高的学员参与讨论，将其中具有规则性的问题研究透彻后，吸纳进《解释》中。后续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批复、答复，乃至办理案件时，我都坚持这样做。为了讲好课，我在起草司法解释、批复、答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每次讨论的背景、起草中争议的问题和不同观点的理由写成综述。当这些司法解释、批复、答复出台后，我都将这些“幕后故事”和最新规定充实到讲课稿中，让学员们不仅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后来，我被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授的内容涉及行政审判的各个领域。我先后讲授过“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行政诉讼程序热点难点问题”“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房屋征收案件审理指引”“工伤认定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行政案件庭审技巧”等课程。30多年的授课，不仅帮助一线法官们更深入地理解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背景、适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也极大地促进了我自身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水平的提升，对后续制定司法解释和批复、答复大有裨益。虽然每门课我都讲过数次，但在每次课前，我都会将之前学员们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以及起草司法解释、批复、答复中的新规定融入讲稿，力求内容常讲常新，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我又将部分讲稿加工修改，编写成《行政审判中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及应用》等著作。

非常感谢学院提供的宝贵讲台，也深深感谢每一位听课的学员，是你们提出的问题、分享的典型案例，不断鞭策我学习、研究、进步，我们在教与学中共同成长。值此学院成立40周年之际，回望这段教学相长的历程，倍感荣幸与自豪。

转自：最高人民法院